信手拈来

    说起分红，人们多半会首先想到上市公司的年终红利分配方案。对于波诡云谲的股市，象我这样号称听过几句马氏经济学的只言片语、自以为智商不低悟性颇高、有事没事喜欢引经据典发点宏论的知识分子馊泡饭酸户头，还是少涉足为好。君不见那些多头空头清仓建仓纸上谈兵滔滔不绝的所谓行家，往往一下单就套牢；倒是分不清A股B股红筹蓝筹的下岗职工烧饭大妈看自行车的老大爷蹬三轮的踏儿哥，却每每有所斩获。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视股市为毒品，敬而远之，也算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吧。

    其实“分红”这个经济学命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同中国的几亿农民须臾不可分离了。自打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中国大地上呱呱落地起，不知那个民间的天才就从纯粹资本主义的十里洋场直接引进了入股分红的概念。到了一九六五年我下乡的时候，全国农村刚刚经过“四清”运动，正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自负盈亏、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最为规范的时候。不是说“实践出真知”吗？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知青，有幸真正从实践中领略了“分红”的真谛。

    插队落户同兵团农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的社员，平时挣工分，一年两次分红才能见到现钱；后者则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公家人”，不管多少月月可领到工资或津贴，而最让我们这些跨越三千公里来插队落户的知青羡慕的，就是还可享受一年一次国家报销路费的探亲假。要知道，当时银川至杭州的单程硬座快客票每张42.50元，不少生产队一年分红下来，不吃不喝还买不了这样一张火车票。记得六六年春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艺会演，农建十三师演出队的一帮北京知青少男少女们穿着崭新的军装，提着锃亮的铜管乐器，神气地进进出出，眼红得我们这些永宁的杭州知青只有自叹勿如自认倒霉的份。

    我插队的永宁县农场乍一听似乎象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单位。就象古朱老弟在一篇文章里说的，迁户口时派出所的民警还神秘兮兮地让保密，说怕别的公社知青知道，搞得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到了一看，这个所谓的农场同样是集体所有制、农村户口，气得我们大呼上当。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评工分、挣工分、靠工分吃饭的真正农民社员的生活。

    中国的农民是最讲实际、最有创造力、最能用简单易行的办法来解决复杂问题的人。他们通常把全队的劳动力分成全劳力（壮劳力）、妇女劳力、半劳力几种，每天分别记以基本工分10分、8分和4—6分不等，农忙或挑渠或出差搞副业等苦活累活另加3—4分，每10分为一个劳动日。全队全年所有现金实物收入，减去种籽化肥农药等等成本投入，除以全队所有人挣的劳动日数，得出每个劳动日值。然后每家每户以全家挣得的劳动日数乘以日值，减去从生产队分到的口粮、食油、蔬菜、柴禾等等实物的价值，剩下的就是可以拿到的现金票子了。

    这个过程我写得就象初级会计教程一样又枯燥又拗口又乏味，而农民做起来非常简单：他们给每个人确定好基本工分后就不再变动，只在情况变化时略作加减。但事情到了我们县农场青年队这些大城市重点中学毕业的半吊子知识分子这里，立马就变得如同卫星上天潜艇入海人口普查宏观调控一样复杂而难缠。我们每天劳动回来已经累得贼死，却还要天天晚上开会评工分，而且要象世锦赛上给楼云李小双田亮郭晶晶打分一样，去掉一个最低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取平均数精确到小数点两位，评分时还要考虑劳动态度劳动热情比昨天进步还是退步等等稀奇古怪的条件。于是乎再年龄小体力弱的人也不愿承认自己思想意识革命精神就比别人差0.2或0.3分，于是乎有人为了零点几几寸步不让争得面红耳赤，有人豆腐三碗、三碗豆腐地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竭力息事宁人，有人感到无聊透顶干脆事不关己呼呼大睡，把个派来当队长的当地人听得云里雾里一脸茫然连连摇头，而且很快在当地农民中传为旷古奇谈。

    不久，荒唐可笑的事就发生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