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拈来

    到了六六年夏天，青年队启动首次半年预分红。那位经常得到照顾只能安排轻活的小女生，分钱最多，而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非但一分钱没有，还要倒贴。究其原因，是他们每天多挣的那零点几个工分，远远不够支付他们当天多吃的饭票。事实彻底地粉碎了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想。

    这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分红”。

    另外两次让我难以忘怀的分红发生在我到北桥一队之后。

    由于回杭治病，我到北桥一队已是六九年的深秋，当年的分红根本就没我的戏。七○年，因为外出挑渠等原因，全年我一共挣了380多个劳动日，全队第一。可是这一年的劳动日值仅有0.33元，380多劳动日也就折120多元，刨去分的口粮、食油、夏秋天赊的蔬菜等等，还剩35.65元。位居第二的是一个老光棍，哑吧老亨，分得15.83元，其他社员家家户户都“倒挂”，就是说他们全年的劳动价值不够支付分到的那些实物的价值。无论如何，我还是值得庆幸的。

    可惜，我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二个小时。

    宣读分配方案的会议一结束，赵万财队长就找我“谈心”：小孙喂，队上眼下困难，能不能先给你个零头，余下的借给集体用几天？这样，作为全队一号劳力的我，辛苦一年，就换来了565分钱！

    可是“几天”是多少天呢？怎么说我也得给剩下那30元钱找点感觉吧？我于是也充个大头，让会计给我开了个二指宽的纸条子，卡上刻有队长大名的红戳子，又找了个六吋的镜框镶好挂起来——不能当钱使，先当个画饼充充饥也好哇！每当心里不平衡时，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七一年是个好收成。地里的庄稼长得好，20亩大蒜卖了个好价钱，小伍赶的勒勒车给城里的建筑工地拉了几个月石料，豆腐坊也很顺。全队社员都兴奋地盼着年终分红能出点彩。

    可是我那30元借了几个“几天”了？每次催队长，他总象个泼皮无赖似的嘿嘿一笑，让我再“缓几天，缓几天”。这一缓不要紧，转眼就缓到了秋天。    

    临近年底的一天，公社书记来到我住的小屋，问起了分红的情况，我就让他欣赏镜框里那幅歪歪扭扭的书法作品。这个当过老师的书记先是一脸的困惑，继而严肃起来，最后忍不住哈哈哈一通大笑。书记当即把队长叫来臭骂一顿，命他当天就去信用社贷款给我还钱。

    不久，七一年的分配方案也公布了，一个劳动日值1.38元，我挣了360多个劳动日，扣除分到的实物价值，拿到现金150多元。天哪，我的口袋里一下子有了18张10元大钞，长这么大，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揣着这大把的钱，觉得搁那儿都不放心，最后还是塞在了屁股兜里。鼓鼓囊囊的一摞钱塞在那里，走在路上就有了一种让人兴奋的、怪怪的感觉，我决定去街上“烧包”一下。临回来时想起该把一件洗得泛白的工作服整染得新一点，以便和目前的“富人”形象相称，就去供销社买了包靛蓝染料，也塞到了唯一的那只屁股兜里。到家一摸，不得了，满手发青象只鳖爪，原来盛染料的纸袋破了个小口子，把裤子染了不说，那18张宝贝票子也成了青面兽杨志的脸。好在我的小脑袋瓜向来聪明，我打了满满一大盆水，把沾上染料的钞票放进去漂洗，那几张票子比较新，耐水，本身又是蓝灰色的，洗过几次就整旧如新了。

    洗完后，我把这些湿漉漉的纸币贴在案板上竖起来晾，觉得自己又象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不过这次不是书法，而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水墨画。

    当天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盘算：这笔钱怎样才安全？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公社邮电所，把100元汇给了杭州的老爸老妈，又把80元存进了信用社。这就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笔存款。

                       二○○五年十二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