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拈来

    诸位网友看官：稍安勿燥。我这里的老虎，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施耐庵笔下死在行者武松手里的景阳岗吊睛白额大虫、不是呼啸山林的山大王，而是我插队落户的北桥一队的社员，姓虎。这个姓我在别处从未听说过，在我们北桥却是一户大姓，不过北桥一队只有这么一户，大家都叫他“老虎”。

    老虎当年五十多岁，上中农，旧社会当过伪甲长。按政策伪保长就得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甲长还上不了线，排不到正宗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里。但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贫下中农来个活学活用，发明了“六类分子”这么一顶“编外”的帽子给他戴戴。什么时候国际国内形势紧张了，大队开五类分子批斗会，老虎也常常被拉去叨陪末座。队里的保管员钱麻子老是喊他伪保长，他就会委屈地对我说：“我只不过当了二个月甲长，拢共管了三户人家，命哪——”我只能无言以对……
我们这些人在中学念书时，早已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可在农村耽得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命运有时候实在是个爱开玩笑的小老头。比如有人年青时一贫如洗，通过一二十年辛苦劳作加精心算计，渐渐有了积蓄，开始置地盖房，偏偏这时候解放了，土改了，一下子就成了地主或者富农；也有原来的大户人家，出了个败家子，吃喝嫖赌把家产捣腾完了，土改时反倒评成了贫农。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什么时候锣鼓点儿戛然而止，这手帕传到谁手上，谁就活该倒霉。队里有个老王头，三代贫农，十分的老实木纳。一天赶牛犁地，回来时走到一座桥上。宁夏农村的土桥大都是就地砍些树，横竖搭接，用蚂蟥钉固定好，上面铺上芦柴、麦草，再垫上土，时间一长，土从木头柴草的缝隙中漏掉了，就会现出些或大或小的窟窿来。那天牛不小心，一脚踩进这样一个窟窿里，腿折[读sheˊ]了。这可了不得，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当地人吵架都说：“谁把你家牛腿屈折了，还是把你娃娃扔井里了？”于是报公安局，定了个“破坏生产的坏分子”。老王头每每提及，就黯然神伤。感谢邓小平把全国的五类分子都摘了帽，我今天才可以叙叙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搁当年，打死我也不敢。

    扯远了，书归正传。老虎个子不高，精瘦，一脸的沟壑纵横。鼻梁高耸，却有点歪，这使他的表情透着一丝精明和狡黠。因为顶着准“分[读fen‵]子”的帽子，他总是低调行事，走路半低着头，眼睛眯缝着，老象在寻找遗落在地上的什么东西。“分子”是当地贫下中农对“五类分子”的简称，“准分子”则是我对老虎这个不够格的“六类分子”的简称，不是现在用来治疗近视眼的什么高科技玩意儿。撇开政治上的污点不谈，老虎在队里可算得上是个人物。不光摇耧摆种这些顶级的农活样样拿得起，泥瓦木匠、杀猪宰牛、磨豆腐搅凉粉，简直没有他不会的活。每年安排生产计划，哪块水田哪块旱作，他是六类分子不能参加队委会讨论，可是队长都会事先向他请教。尽管公社大队时时提醒人们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但依我这个外乡人冷眼旁观，我们队离了老虎就干脆没辙。老虎是当年我最爱聊天的人之一。七零年以后，我们队的另一个知青小伍到油田当工人去了，剩下我一个“独苗”沉浮在贫下中农的大海里经风雨见世面百炼成钢茁壮成长。我这个人不爱热闹，也不喜欢到别的知青点串门，有空就爱跟在那些老把式屁股后面偷点拳头，琢磨个农活技术之类。老虎也总说咱爷俩对脾气，队上派他宰个猪、盘个炕、盖个房啥的，他总让队长派我当下手。

    如此，在当时那个条件下，除了偶尔陪陪五类分子挨一两次批斗外，老虎一家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比如，老虎每替别人宰一头猪，不管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都要白白拿走二斤条肉或者四只猪蹄（由他选），外加一条猪尾巴，尾巴上还带着碗口大的一坨肉，当地人称作“帽壳子”。那天正巧钱麻子也在场，他说为什么你给集体宰猪集体给你记工分你还要白拿一付猪蹄外加一个帽壳子？老虎递过一把剔骨尖刀说你要能卸下一只猪蹄所有四只猪蹄都归你。麻子一听这话，脸上的麻点都放出光来，抄起刀就要下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