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拈来

    【按】有一次我到妹妹家去，我妹妹对我说：“阿哥你把兰的父亲情况写错了，那是我的另一个同学，你搞错了！赶紧要去更正过来”。但我当时听到的似乎就是这样的，当时关于兰的各种传言很多，真伪难辨。我考虑良久，还是保留原样，在此做点说明，并致以歉意！好在有天涯姐姐的真实说明，不致以流毒太广。

    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大跃进的战鼓就在全国各地擂响了，党中央号召大家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我就读的班级就曾被定为小学五年制的试点，但是最后却没有成功，还是读了六年小学，可能是因为那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原因吧。我初中考入的中学倒是五年一贯制的，全省仅有两所重点中学在试点。我们这一届已属于第三届了，本来初中阶段只有毕业考不参加统一的升学考，不然怎么叫一贯制呢，而且我们使用的教材也与其他学校不一样，我们的教材是直级从北京运来的。但到了我们这一届，讲阶级斗争了，叫作什么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样一来像我这样成份不好表现也不佳的成绩再好也一贯不下去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可再读两年书，虽然逃脱不了老三届的宿命但总能混上个高中毕业派司玩玩吧，唉，也是命也。
 

    我在《也谈那一年》的结尾有一句“我们队有一个属虎，比我还小两岁——可惜她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可惜！”说的是兰，那年她应该是十五周岁，与我妹妹同岁。小学与我是同一个学校，可比我低一届。她们班的五年制试点获得了成功，这从她们能考上省重点学校就能得到印证。兰不仅是我们青年队里年纪最小，也是青年队最漂亮的女生之一。活泼好动能歌善舞，人缘很好干活也不弱，她所在的一小队就自称是铁姑娘队。我与她中学并不是一个校的，我分在七小队。她小学少读一年因此她班上许多同学是我的小学同学，有几个还是我的好朋友。一到青年队里，她认得我，我也认得她，但从来也不打招呼，装作互不相识。有一次在大田劳动，不知怎的我俩形成了并排齐进，这在一小队与七小队之间很难发生的。沉默了一会她先问起我妹妹的事，这使我很惊诧，她怎么会认识我的妹妹。我那时被人叫作小封建，见了女生脸就会莫名其妙的红起来，支支吾吾地与她说了些我的朋友也就是她的同学的近况，一到田头赶紧到另一边去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与她这生最长的一次谈话了。
 

    有一年我回杭与我妹妹谈起兰，我妹妹因家庭成份所累连公立学校都进不去，读的是民办小学。她有个要好同学的家与兰同住在一个墙门里，妹妹经常到那儿去玩，都是同年的也就成了好友。她的家就在我们小学后面的景嘉弄里，景嘉弄我知道，一条窄窄的小弄堂，常年见不到太阳，青石板的路面上永远是湿漉漉的。弄很短，一边是学校高高的围墙，一边是年久失修的二层木板房。属于上海人称之为下只角的是也。听妹妹说兰的亲生父亲是被政府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母亲为了改变身份改嫁革命军人并随那人去了远方。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家里很苦很穷。真不敢相信，有这样秀丽的外表举止高尚美丽动人的她竟也有这样悲惨的身世和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
 

    文革开始不久，兰就被抽到宣传队里参加演出，没多久又被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抽调上去。那时的政策知识青年是做为可以教育好的一代的，像她那样表现积极的不仅得到重用还光荣的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凭着她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很快就走红了，成了县宣传队的台柱。我因为不爱看文革中那些伸胳膊踢腿式的忠字舞，从来没去看过她们的演出，但按当地贫下中农的反映说她李铁梅的扮相比真正的刘长瑜还靓丽几分，还在银川举行的自治区文艺汇演中获过几个奖。“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不假，随着她小有名气后追求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不时有她的绯闻传来，今天与这个拍照明天与那个合影。经过那段时光的人都知道，合影就意味着关系定了，就跟订婚一样。
 

    就像我们男生经常给女生打分一样，女生也偷偷的给男生排名次。当然像我那样的条件肯定只能排在孙山的后面了。那位排第一的姑且叫他No1吧，也是县宣传队的。他的笛子在我们杭州青年里是吹的最好的――文娱方面只要是我们中的佼佼者肯定就是全县第一了。乒乓球也打的很棒，曾在杭州少体校培训过，最好名次得过全省第20多名。培训过的与我们这些野路子的就是不同，打起来姿势漂亮多了。家庭条件也好，有个姐夫是杭州一家市级医院的革委会头头，哥哥是杭州笕桥机场空五军的飞行员，于是他经常穿一身洗的很干净的空军军装。唯一的缺憾是个子没有我们初中生高，也就勉强在1.70m左右。他经常说他们高中生发育阶段时正好遇到困难时期发不起来了。这话好像有点道理，反正青年队里高中生普遍比初中生个子矮点。
 

    那个时候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我们青年队，青年队要解散了我们要面临第二次插队落户，热恋中的情侣纷纷亮明关系，希望在今后分队时能给予照顾。于是那位男一号就去找了女一号叙述了恋慕之情，不出所料兰也很爽快的答应了。那时候我们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爱情播种机，它成全了好多热恋的情人同时也培养了不少野鸳鸯。不过兰与No 1这一对，人人都说是郎才女貌天作一对。每天吃过晚饭，太阳尚未落山（我们处在高纬度地区，夏天太阳要到20点后才下山）他们就随着青年队里其他几对情侣，一对对的到黄河大堤外我们刚来时栽的柳树林那儿“假假儿逛西湖”去了，真令我们这些王老五们羡慕。
 

    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原因很简单，男方家庭竭力反对――他们去调查了她的家庭情况，就不干了：如果找个有世仇的姑娘做女友，他的哥哥就要停飞他的姐夫革委会主任也就当不成了。那拿摩温无计可施只得忍痛割爱悬崖勒马与她宣告拜拜了。经他这么一闹，大家都明白了兰的出身是那样恶劣，县宣传队也不敢留用她了，她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到新分到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虽然还有不少追求者赶到她新落户的生产队去看望她，但没过多久就听说她嫁给银川市郊的一个富农子弟了――有人介绍，她开口要了很多东西什么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啦，立柜、东箱啦，二毛皮大衣啦，想到什么要什么。男方家成分高点经济条件却很好很有钱，要什么给什么。在满足了她的要求后，就同意嫁给他了，要的东西结果都随她嫁到男方家里去了。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苏联电影《白痴》，好像就是那个情景，她把自己贱卖了。
 

    我二次落户的生产队离银川很近，搞副业跟勒勒车经常去银川。我们队到银川要路过她嫁的那个队，而且要经过她们的庄子。不知怎的，每次路过我都会自然而然的让牲口们放慢脚步，可也不知怎的，我却一次也没碰到过嫁出去的兰。倒是可以不时听到当地老乡对我说起某天在银川见到你们那位演李铁梅的老乡在城里卖西瓜，打扮的比老农民还土云云。只有一次我在东门那儿终于见到了她，她正赶着一辆毛驴车在为生产队卖韭菜。一块大大的深绿色的粗布头巾把脸遮的严严实实，满身尘土，一口标准的宁夏话――她在文宣队呆过多年，在语言上应该有她的特长。她显然没发现我，我也是从她说话的声音和那不变的身影中认出了她。我还是没胆量主动上前与她攀谈，只傻傻地站在电杆边上默默地凝望了好长时间才悻悻离开。那时怎么也不可能会想得到，这一次竞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兰！
 

    已记不起来是那一年了，但那时我已经在煤矿里上班了，有消息传来说兰已不在人世了，她已死了，死于产后抑郁症。她选择了最古老最传统的死法，她是悬梁自尽的。
 

    听朋友说起：兰嫁的队就在银川东城门根，主要种些蔬菜瓜果，但凡城郊接合部的人都很富有。她嫁过去后就融入当地了，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大城市出来的。而且兰从小失去母爱，与婆婆关系极好，生产队里都羡慕他们娶了个好媳妇――人长的标致又灵巧、能干还懂道理，当然不用化钱白拣一个好媳妇那是人们最愿意津津乐道的。看来一切都好，兰婚后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巨大的地域、文化、生活上的落差，她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感受呢？这是可想而知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几件事：
 

    我们县的文艺宣传队如果到银川去参加文艺会演或比赛，总会有人去她家探访，给她送戏票。可她从来没回访过，也从来没去看过这些老友们的演出。看得出来她是努力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一天，她正在帮婆婆做饭，听到从小学刚放学归来的侄女在唱着跑了调的歌，她禁不住去纠正了一下，那小侄女瞪大了眼惊异地说：“婶婶，你也会唱歌？”兰一听此言扔下烧火棍骑上自行车狂奔二十多公里，跑到她的插友，也就是给她做介绍的那位大姐家里痛哭了一场，（据说她婚后只与她一人来往）；
 

    兰自来到宁夏后还从未回过杭州，那一年她积攒了点钱准备到杭州看看外婆，计划再到武汉（她的母亲和继父在武汉）。谁知当她抱着孩子刚到杭州，加急电报就接踵而来了，说银川要招工了叫她赶回来验身体。等她赶回银川才知道受了骗，原来是婆家怕她到杭州后一去不复返才使的计，可怜她十几年回一趟家仅过了没几个小时……
 

    听到这些，使我这个号称“他们最革命”（最高指示）的煤黑子鼻子也酸了起来，强忍着才没失态。真想不到，青年队里最年轻的兰，竟会成为我们112个杭州支宁知识青年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是所谓的红颜薄命吗？呜乎，哀哉！
                               古朱记于2004年9～10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