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照片

     我曾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春节慰问团：“结束在银川的演出后，歌舞团又组成小分队分赴各青年点慰问演出，搞联欢，辅导文娱骨干。我们青年队是个112个知青集中插队的点，小分队来了以后就与我们同吃同住。印象最深的是联欢会上的男声四重唱，他们这个组合中有一个分到其他小分队里去了，就由导演临时充数。导演带个黑框眼镜，手里总拿着个大烟斗，有点威严架势。他们演唱了《游击队员之歌》和《打靶归来》等歌，和谐幽默风趣的表演，掌声、欢呼声使他们几乎下不了场。”

    这里我又看到了当时演出的老照片，正在演出小组唱，唱的什么歌当然记不起来了，反正不外乎歌颂社会主义，鼓励上山下乡的当时流行歌曲。再看看演出场地，就在青年队第二排房子边上的那个土台上，后面看得到的是青年队的牲口圈和饲养房，圈墙边整整齐齐的停放着我们的劳动工具一辆辆小拉车。那几辆自行车是路远的贫下中农赶来看演出骑来的，青年队没有自行车。

    演员都是杭州歌舞团的成员，有几位在浙江省在杭州市都有点小名气，按现在的话来说“大小也是个腕儿”。这种专业剧团乌兰牧骑式的下乡演出，那时形成风气，现在可能已见不到了。现在多的是大腕走穴，多的是公款捧角。

    前几年，我所在的县城要办一个登山节，为了能隆重点化巨款邀到了cctv的一个什么剧组，折腾了好长时间。那时我正好是在广场边上的一个工地混饭吃，看着他们折腾：广场中央有几棵大旗杆有碍视线，先放倒了它，然后平整场地搭架子搭台围围墙，连附近的马路也重新画了标志线。临近演出，又来了几个集装箱车，运来灯光音响设备和舞台背景观众座椅等物事。我们工地近，工地里外来工多，为了搞好保安，县委县政府勒令我们在演出前停工几天，民工们天天趴在安全架上看那些群众演员彩排，进出都凭专门核发的出入证。演出那天工地清了好几次场，所有人都被“请”了出去，规定要等演出结束散场后才能回工地休息睡觉。

    甲级票卖到860元，正好是我一个月的收入。传说宋mm要来，广告上也有，临时却得知不来了，她另有任务来了两位台湾歌星等价替换。

    小城镇来了国家级的大腕，确也有点惊天动地，上上下下都忙坏了。而这些大腕见多识广不当回事，演出开始后才陆续从杭州上海赶来。名气大点的还要求需要专门的休息间，带着保镖，县城媒体想去采访，都被保镖挡在了门外。一上台倒也敬业，与电视上见到那样亲切可爱平易近人笑容可掬，演出一结束连妆都来不及卸，纷纷登上汽车，主办方恳求他们参加谢幕，他们连摆摆都没表示就扬长而去，该到杭州的到杭州，该到上海的到上海。

    我当然没有资格去观看如此规格的演出，有关演出的见闻均见自当地媒体报道。不过也怪不得那些大腕，那天正好有股强冷空气，冻得够呛，主办方又没有准备下御寒服饰，不像当年的杭州歌舞团，来宁夏时一人发件军棉大衣，所以才能无惧塞上零下20几度的严寒。

三小队、四小队、五小队的队员与1966年杭州市政府春节慰问团女歌唱家毛文蓉以及其他成员在青年点宿舍前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