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我发现，老任其实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表面冷冰冰内心却是古道侠肠是个热心人。可能因为他也是少年离家我俩遭遇相仿，要不就是老光棍和小光棍猩猩惜猩猩吧，他对我特别关照待我特别好。老任还是远见闻名的蓆匠（我弄错了，他没当过骑兵。罗圈腿是长期蹲着编席所致），这真是人不可貌相。都说宁夏川古有七十二连湖，遍长芦苇，可是少有人会编苇蓆对芦苇进行深加工。芦苇收上来后只能当造纸原料卖掉或当柴火烧掉，最多留些像样的编编芦苇帘子。老任从小在白洋淀边上长大，编苇蓆的技艺可是祖传的而且从小就会是有童子功的――他不但会编普通炕蓆，还会编花蓆。到了这里以后（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落户到这里的原因吧），就把技艺传了开来。所以在沿立强湖一带凡是会编蓆子的不是他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子徒孙。别看他平时不声不响不言语，人缘关系好的很。他编的苇蓆是质量信得过产品，送到供销社里属免检产品，全是一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可比别人的多卖几毛钱。而且经常会有盖房子或娶媳妇的人家来叫他定做。我因为经常要去集镇寄信，因此也常常给他捎苇蓆去供销社卖。生产队与供销社签有合同，社员向供销社卖苇蓆就可记工分，有了工分就有工分粮可分配，卖给私人虽可多得些钱但口粮就会成问题。供销社也视收购的苇蓆的质量数量来决定给生产队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供应量。
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没叫我跟他学编苇蓆的手艺，我有时闲了站在一边看他也就是天南海北的瞎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最多也不过帮他推推碾子压压苇材。当然，根据我的性格我再穷也不会去学编苇席，像老任那样猫起个腰蹲在那里，直蹲得腰成个罗锅腰腿成个罗圈腿才算完。他很乐意我蹲在一旁陪他聊给他递递已加工好的苇材，说话因缺牙漏风我最多能听个七八成。但我还是喜欢与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各自的故乡。就像爷儿俩，我们住在一个窝棚里，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条炕。老任会手艺活钱多些，经常可打些豆腐之类改善一下生活，而我口粮较多因此这老小两光棍的生活在我们生产队里也是屈指可数的。
转眼又到了严冬，白天苦短黑夜苦长。田里的活计少了，主要以积肥平地为主。按当地的习惯一天改吃两餐饭一天两出工了：天不亮起来干活（以后改广播一响出门）往地里送肥，太阳出来收工吃早饭。早饭后再干一直到太阳落山。夜长了天短了工分也就少了，一天只记四五个工分。更苦恼的是，在饲养房里晚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马无夜草不肥地球人都知道，一晚上起个四五回给马添草添料又冷又困，很是辛苦。我耐不得寂寞又受不起这苦便想起了杭州我的老家，那虽贫困却充满温馨温暖的家。也等不得生产队里的年终分红，变卖了点口粮凑了点盘缠约了几个朋友就开路回我的故乡－－遥远的杭州探亲过年躲避这寒冷的冬天去了。
作为知识青年应该说是一无所有的，唯独在时间上很富裕，在杭州想呆多久无人过问，等我从杭州探亲回来，已是南方的初夏了。就是在黄河边也是大地开冻，春暖花开了。生产队里春耕大忙也临近结束，一回到生产队推开饲养房的门，惊奇地发现饲养员已不再是老任而换了其他人了。新的饲养员告诉我老任过年前在政治上犯了个大错误摔了个大跟斗，不但饲养员当不成了连贫协主席也给抹掉了。这种事在那时候本来不新鲜，偶然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是老任？他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他会惹祸？我有点不太相信。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老任当光棍时间太长了可能有点守不住了，一心想找个老伴。少年夫妻老来伴么，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叫黄昏恋。经好心人撮合年前相中了一个，女方什么条件都可以就是成分高了－－是地主分子而且是戴帽现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这样的结合肯定得不到上级的认可。而老任犟侉子脾气上来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大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气概。结果呢贫协副主席给撤了，政治地位没了这倒不当紧但饲养员当不成了，倒是阿弥陀佛的事－－饭碗没了。在农村的八大员中，饲养员是仅次于保管员的重要岗位，特别是大牲口的饲养员。你想，这一群价值上千的牲口，一个生产队的活计全靠它们了，弄个不可靠的人喂养能放心吗。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晚饭后，我带了点家乡的糕点去看老任。他现在住在村外的一间小破屋里，看来生活的还不错，小院里拾掇很干净。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推开了虚掩的门，老任已蹲在地上编席子，老任的新娘子还在锅台上洗涮。见到我进门，他们好象什么贵宾到来似的老两口子都出来迎接。老任一定多次提到过我，大娘急忙扫炕让座一边又忙着沏茶卷烟招待。老任捋着八字胡在一旁傻笑，幽幽地跟我说我犯了一个路线上的大错误，大队书记说我是头脑发昏要绵羊搂着狮子睡了。还好这几天下来还没被她吃掉。我很佩服老任在这样的困境下还能这样幽默，我禁不住笑了，大娘也在一边笑了。我看了一眼那个使老任犯错误的“红颜祸水”——那个吃人的狮子，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大手大脚的，一看就知道是干活出身，一点没有革命样板戏中那些阶级敌人的样子，那样骇人。任大妈是河南人，家有几亩地雇了个长年，土改时评了个地主成分。女儿是地主子弟在当地不好嫁就嫁到宁夏来了，于是她也就跟过来住女婿家了。不想在文革初期就被揪了出来，说她是逃到宁夏的地主婆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挂上白袖章监督劳动，一开批判会就得上台陪斗。虽然女儿女婿都很孝顺，也住不下去了。听人介绍老任，她什么条件也不讲就嫁过来了，也算有缘份，老俩口过得还不错。 
我依然是居无定所，成了队里的差油子。挑渠、跟勒勒车跑运输、搞副业，什么苦差都轮得上。我天生比别人条件好－－铺盖一卷全家搬走，队里一有出门的事就差我。再说没了老任的饲养房住着缺少生气，我也乐意出门。但只要我不出门在队里干活我还是在老任家搭伙，反正他们老俩口也嫌孤单，我去了也好热闹点。我那时二十刚出头，还不甚懂事，也可能我也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反正有人批评我，说我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与阶级异己划不清界限，我还是经常去。晚饭后盘腿坐在炕上，炕桌上的笸箩里放着烟叶和供卷烟的纸条，沏一缸子酽茶就天南海北神聊开了。老任从来不停手中的活，一直聊到我有困意了才散场回去睡觉。有了女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老任家的伙食明显改善了。同样的物质条件到了任大妈手里就会变花样，面条蒸馍烙饼饺子米饭，还有一种是我最爱吃的当地叫调和的饭——将稀饭煮开再搁入面片菜和调料，几乎餐餐不重样。她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除了换取油盐酱醋外不时拿来改善生活。时间长了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按干部下乡的伙食标准付了点粮票和人民币。但任大妈坚决不肯收，推了半天只肯收下全国粮票。那时的全国粮票是个宝，到粮站每50斤还附加供应半斤食用油。
老任婚后精神好多了，话也多了，整天乐呵呵的。任大妈也很快活，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仗着老任的人缘和他众多的徒子徒孙，再不用带白袖章挨批斗受侮辱了。但毕竟年岁不饶人，饲养员不当大田的活是干不动了，生计也就成了问题。再说任大妈虽说不再挨批斗但还是黑人，没有户口没有口粮而且无权参加劳动参加评工分。老任于是就没日没夜的编苇席。人老了腿就硬了，眼也花了手脚也不利索了，编的苇席质量也远不如前了。有好几次，我被供销社的人怀疑是背了其他人的苇席冒充老任的席假冒名牌来抵数。到后来，竞连等外品也验出来了。为了不伤他的自尊，我悄悄地贴了几毛钱骗他说全是三等以上。他看着我，摇摇头，叹口气一副回天无力的样子：“这是在卖我的老面子。我知道，有几张最多是等外品。不知怎的，力不从心了真丢人。”这事使他很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