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完任老汉以后，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打算写一个老汉系列，通过描写一些我在插队落户期间打过交道的老汉，来突出我的插队落户生活状况。第二篇接下来计划写陈老汉，那是个落魄的厨师，在队里负责豆腐房，有一年我卖了一冬的豆腐，打的交道仅次于任老汉。但是一直没写出来，而开头部分离题万里看看可以单独成篇了，于是就让它独立而成此文：
  
        我的第一宗物业

    听我父亲说，祖上是做草纸生意的，纸行可能还算有点规模吧，据说在南京上海都有分行。老祖宗没经历过改革开放，思想太保守农民意识太强，有点钱省吃俭用只顾回家乡置地收租，以至土改时被评为工商地主。父亲三兄弟他排行老二，三兄弟没分过家，父亲又从小求学在外，本来不该戴上这顶地主帽子的，但是由于当时对党的政策理解不透，怕土地太多遭镇压，土改前临时分家，这样就成了三个地主分子。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校读书时就受尽歧视，想不到插队落户到了新的生产队还是个落后分子。特别是老任的事发生后，有人到大队去告了我一状，说我与四类分子划不清界线吃喝不分。大队里就将我划入另册连普通民兵也不让我当了，对此我倒无所谓还能坦然处之，只默默地在生产队里上工干活挣些工分糊口。老大的人了，不能再靠着老家寄钱养活我。再说家里也不太平，本来就穷的叮当的家那阵子父亲还得挂牌挨批斗，不能再给家添麻烦了，我得努力自己养活自己。
    
    让我能在大队里大出其名的倒还是那句到处流传的名言：“秃子头上的虱子――有处吃没处呆”。那一年夏天，我在银川搞副业，县上来了个知青工作检查团来我公社检查落实知青政策，那句话不知怎的传到他们耳朵里，一查，全公社就剩我一个知青到现在连个住房也没有，于是就一级级落实下去要为我盖房。善良的贫下中农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一个远离父母的小年轻，大老远的来到这里，连个住处也没有，一天到晚呆牲口棚，叫人怎能安心更不要说扎根了。大队长、生产队长一级级的挨批评，我可成了既得利益者，我从银川搞副业一结束，生产队就张罗着要给我盖房。

    其实在我们黄土高原上盖间房并不是一件挺复杂的事，盖房的主要建材是黄土，遍地都是。拣一块被黄河水抬高而灌水不便的地，将黄土用碌碡一遍遍压实后用锹像切豆腐那样切成一块块，挖起晾干晒硬就是主要建材，当地叫它土垡垃。哪个生产队每年春秋农闲时都要挖点，备着盖房搭圈围炕。在引黄灌区，由于黄河水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和当地习惯施用土肥，田地会逐年抬高。地太高不便灌水，所以每年要安排几块地挖垡垃。而坍塌的圈墙拆换的火炕中的垡拉砸碎了就是炕肥又被送到田里，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搬家。庄户人家几辈子下来就干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它同时也耗费了我的大半青春年华、我的黄金年代，现在想来却有点不平。给房子糊墙糊房顶的都是黄土只有做墙脚基础的那一排石头却是想不到的金贵，在这黄土高原上连个打皮弹弓的石子都找不到。石块要等冬天黄河封冻了，用车到黄河东边的东山去拉。东山属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台地，地质上称作古老山脉，遍地是巨大的鹅卵石。西山是有名的贺兰山，属新生山脉挺拔俊俏离我们也远点。河西的生产队每年都要去东山拉些石头回来备用。给我建一间房用不了几块石头，生产队随便哪个旮旯找一找也就够了。除此以外还要3～4根桁条和几捆椽子，一闩门是少不了的，窗倒是可有可无的。再加上芦苇帘子麦柴铁钉铁丝，预算投资总额包括直接费间接费不可预见费总共也就是壹百元人民币左右。那天队长把全队会泥水的劳动力都派来了，我没地方烧水招待只得去买了几盒售价0.20元的富强烟，站在一边递烟。没有半天，房子就结顶了。上完房泥将新炕里填上柴草点上火，第二天等干了就可搬进去住了。

    房子座落在生产队进行政治文化生产经济活动的中心场地，西墙原来是牛圈的圈墙，扒了个口子安了扇窗。东墙利用豆腐房的墙，正好一间房的距离。一盘土炕整整占去了一半实用面积，进门处打了个柴灶供我餐饮专用。靠西窗安了张生产队的帐桌――名义上是给我造公馆，实际上白天是做为生产队里财经运营中心的，是生产队会计的办公室。因为是会计室，所以生产队里就给安了一个有线广播。这是我比其他青年点的优越所在，我有家电，老乡们叫它话匣子。晚上可以听听革命样板戏和大批判文章。实在无聊没事了还可以玩玩会计的算盘，从1加到100再从500500按序减下去直到有了困意上炕睡觉。每天天还没亮，话匣子会准时奏响雄壮的《东方红》乐曲，然后是“立强大队革命委员会广播站，现在转播通桥公社广播站的节目”，就这样一级一级的转上去，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早晨要听四五遍《东方红》乐曲，才会发现东方开始出现鱼肚色了。     

    房门外安着生产队里的电表，在电表盒顶藏着两截弯成U字形的电线，会计每天晚上在用电高峰时用它将进出电表的线短路，每天一早再来收好。这营生会计一定要转让给我做，说我住的近个子也比他高，还嘱咐我千万不能让电管站的人发现。我虽以怕电不懂电为由推托了几次，但最后还是落在我的头上。这以后只要我在队里都由我干，一直干到当上煤矿工人，好在平安无事，总算没有辱没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的重托。我想我能在下岗后，冒充水电工以安装水电混日子，细究起来，确是那时启得蒙——1、3进，2、4出。

    东邻是生产队里的豆腐房，我们队冬闲时有磨豆腐的传统习惯，远近闻名。三间屋的开间两闩对开大门，进门就是一付大磨盘靠墙一溜大炕。豆腐房平时是评工分、读报、开会的场所，那时已推行大寨式评分再不用天天斤斤计较了，晚上集在一起主要搞搞大批判学学最新最高指示。老娘们抓紧时机纳鞋帮，老爷儿们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弄的整屋烟雾腾腾。工作队的同志白天休息好了，不停地咋呼着，在大田里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哈欠一个接一个。我住的近，近水楼台早早地占个不起眼地方美美地打起瞌睡来。

    就是我的第一宗物业，一间名义上属于我的知青屋。我一直在那里生活到1972年10月26日被抽调到贺兰山去当了煤矿工人。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还从没回去过。不知现在还在吗，真想回去探视一下。